相比以欧美文学为主的西方文学，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往往更具有“世界化”力量，即创造世界的能力。因为它们最能洞察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状况及其对该地区人们生活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拒绝“捐赠”

纳鲁丁·法拉赫是讲述非洲大陆故事的索马里小说家，他的小说充满后殖民批判精神，主张通过复兴非洲传统文化和习俗来避免文化种族灭绝。

法拉赫的小说《礼物》（1992）从一位非洲本土女性视角，探讨西方国家是如何通过“捐赠”手段使索马里变成一个长期依赖于国际援助的国家。女主人公杜妮娅是一名护士，独立抚养两个孩子。其丈夫生前对她时常施暴的行为令她对男性充满警惕。男主人公博萨是一名受过西方教育的索马里人，跟随国际援助项目回到家乡，并对杜妮娅展开追求，试图帮助她的家庭。女儿玛塔不满于母亲的新恋情，认为博萨的慷慨赠予实质上是一种非平等关系的施舍。内战加剧，博萨提出带杜妮娅和孩子们离开索马里，但最终被杜妮娅拒绝。她选择仍然留在索马里，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杜妮娅在“接受他人援助”和“保持独立尊严”之间作出的个人选择，象征着索马里的集体选择。

作者通过在关于干旱、饥荒和当地政府争取外援的新闻中插入虚构性的报道，对1990年前后遭受饥荒的索马里提供了一张批判性的认知地图，以此揭露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对索马里产生的负面影响。《礼物》的核心主题是，一个民族要独立自主，长期接受外援只会导致自我丧失和捐赠行为的异化。

杜妮娅决心打破长久以来支配着她生活的依赖关系，源于她哺乳了一个陌生的弃婴。当她发现弃婴时，自愿的哺乳行为不仅象征着前殖民时期非洲社会固有的互助传统，更体现了对最原始的人际信任的重建。法拉赫以此强调，非洲本土文化具有自我修复的潜力。因为，出于母性本能的善举，作为一种明确的主动给予，逆转了“非洲永远需要援助”的单向叙事。

法拉赫从杜妮娅的视角，表现了索马里人民没有被动地接受援助，而是在危机中保持自身的尊严，力图破除西方媒体镜头下对非洲的刻板叙事。在这一过程中，杜妮娅完成了从“被表述客体”到“叙事主体”的转变，法拉赫也通过集体记忆和讲故事的方式记录了一个幸存并自我改变的世界。

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流浪

自从拉丁美洲“爆炸文学”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异军突起之后，在提及拉丁美洲现当代文学时，人们通常会想到哥伦比亚文学家马尔克斯和阿根廷文学家博尔赫斯。其实，还有一位阿根廷作家不容忽视，他就是被誉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的胡里奥·科塔萨尔。

科塔萨尔的长篇小说《跳房子》（1963）通过讲述主人公奥利维拉在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巴黎之间的游荡生活，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根廷知识分子为躲避庇隆政府的暴力迫害而流亡到法国的真实历史。小说的前半部分题为“在那边”，描写了奥利维拉在巴黎的流散经历，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位乌拉圭女性玛伽，并与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组建了名为“蛇社”的沙龙。但玛伽的意外消失导致“蛇社”解散，奥利维拉也心灰意冷地回到故乡。由此，展开了后半部分“在这边”的故事。奥利维拉返回阿根廷后，在马戏团和精神病院的工作经历，让他时常在现实与疯狂的边界挣扎。他与旧友特拉维勒及其妻子塔利坦也形成了微妙的三角关系。

可是，小说至此并未完全结束，还有名为“在别处”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被作者称为“可以放弃阅读”的章节。按照前两部分的章节顺序来阅读小说，故事到第二部分末尾之处已然完结，因为第三部分的内容全是对前两部分情节的零碎式补充。科塔萨尔在小说开头列出一份章节次序导读表，将第三部分的各小节穿插到前两部分的章节之间，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跳跃式阅读”的可能。这种双重阅读路径将文本主权分配给读者，指引读者也参与到文学创作的过程之中，作者及其写作是第一创作，读者及其阅读则是第二创作。科塔萨尔通过革新性的叙事方法，阐明了世界文学应该是集体创作的开放系统，挑战了西方经典文学传统结构上的连贯性和封闭性。

作为科塔萨尔笔下全球化主体的人物原型，奥利维拉看似享有的“世界公民”身份，使得他既质疑欧洲的虚伪理性，又批判拉丁美洲的文化自卑。他在巴黎的漂泊经历和精神上的无所归属代表了那个时期跨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此外，玛伽作为乌拉圭移民，虽出身于社会底层，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有着惊人的直觉和领悟力，总能一语道破奥利维拉苦思而不得其解的真谛。她以其独特鲜活的生命体验对抗理性，构成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挑战，展现出拉丁美洲文化特有的思想活力。小说的写作语言在英语、法语的基础上混合了大量的西班牙语甚至阿根廷本土俚语，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奥利维拉在巴黎时用法语思考，回到阿根廷后用西班牙语回忆。这样的多语流动状态，模拟了知识分子移民在文化夹缝中产生的认知分裂。

这部小说的力量在于，它开展了一种能够让地方性经验参与全球对话的文学实践。当奥利维拉在巴黎街头找寻心中的“精神天堂”入口之时，他实际上也在绘制着一张超越国界的认知地图。不同于马尔克斯、伊莎贝尔·阿连德等其他拉美作家聚焦于本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科塔萨尔通过描绘个体知识分子在形而上的求索揭示现代文化人的精神追求和流浪。

从描述个人成长史到书写民族精神

除了非洲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加勒比海地区文学在世界文学框架中也应获得一席之地。牙买加裔美国作家米歇尔·克里夫的创作向我们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叶牙买加所经历的苦难和面临的社会问题。

克莱尔·萨维奇是作者为描写牙买加殖民地而塑造的一个重要角色，她贯穿于克里夫的《田螺》（1984）和《没有通往天堂的电话》（1987）两部小说中，它们共同构成了克莱尔从年少到成人的完整故事。她是一个混血女孩，父亲是英国贵族的后裔，来到牙买加成为一名种植园主，母亲来自一个贫穷的混血家庭。上学期间，她从父亲那里学习欧洲知识，又从母亲那边了解牙买加本土文化。同时，她目睹了父亲和他的白人朋友如何残忍地对待黑人仆人和其他黑人。这样的双重文化体验使克莱尔困于两个群体之间，她既不被白人完全接纳，又被黑人群体疏离。之后，她随父母移民纽约，看到种族隔离和偏见的种种迹象，明白这里没有留给像她这类“中间人”的空间。待到成年，她搬到英国并在伦敦大学深造，其间时常回到牙买加，了解到家乡正在经历的诸多困难。她后来受到牙买加革命团体的感召，投身革命事业。

克莱尔的成长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从《田螺》中童年时期的无意识内化阶段、青春期的认知撕裂阶段、转折期的暴力顿悟阶段，到《没有通往天堂的电话》中跨国流散生活导致的自我异化阶段和回归牙买加后的政治觉醒阶段。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克莱尔，既崇拜自己的白人先辈，又亲近黑种人的民间文化，因此她一直面临身份的困境。克莱尔的一半特权氏族出身使她难以察觉那些隐形的权力边界如何悄然塑造着她的生活；随着在家族档案中对自己混杂身世的意外发现，她对白人祖父的殖民暴力和黑人祖母的屈服产生了双重憎恶；在遭受了被规训而养成的中产阶级惯性与对非洲文化记忆长期压抑之间的拉扯后，成年克莱尔对自己混血身份的认知开始由矛盾性内化转向革命性重构。

《田螺》以少年时期的克莱尔视角，展现了牙买加及其牙买加人所经历的身份危机，即殖民历史遗留与民族独立运动之间的文化撕裂。《没有通往天堂的电话》以成年时期的克莱尔视角，延续《田螺》中的非线性叙事方式，展现了被殖民者无论在殖民地还是宗主国都无处所归的困苦和挣扎。从《田螺》通过单一叙述展现殖民创伤到《没有通往天堂的电话》通过多声部叙事呈现反抗，克里夫实现了从描述个人成长史到书写民族精神的升华。

在全球化语境下，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展现出独特的“世界化”力量。它们既根植于自身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又具备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视阈，既讲述本土经验和故事，又探讨人类共同面临的议题。

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区的文学不仅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而且在全球叙事中贡献了不可替代的视角。它们本身就具备的优秀文学品质和全球影响力，证明了文学的价值不应由地域和权力结构决定，而应取决于它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的文学，与欧美文学同样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多元表述。

（作者：侯洁，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