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安徽泾县。深山峡谷间，一颗罪恶的流弹，将作曲家任光的生命定格在了41岁。

这位被聂耳称为“我们的导师”、被《新华日报》誉为“民族的号手”、被叶挺称为“中国的音乐之星”、被新四军战友亲切地称为“王老五”的作曲家，自小深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浸染，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学习西洋音乐，一生为抗战音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抗战音乐唱片的操盘手，是电影音乐创作的开拓者，更是抗战音乐创作的多面手。那冒着炮火前进的旋律，熔铸着技术匠心与艺术情怀，是民族精神与抗战精神的交响。

1928年，回国不久的任光进入外国商人经营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音乐部主任。抗战期间，他推动了《大路歌》《开路先锋》《铁蹄下的歌女》等大量进步歌曲的录制和发行工作。他利用自己在外商公司的身份和物质条件，掩护和帮助当时的进步音乐家们聚集讨论和创作音乐。在他的努力下，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和抗战音乐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唤起和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5年，在灌制《义勇军进行曲》时，百代唱片公司的外商老板顾虑重重。任光多次游说，终于获得录制的许可。此后，任光很快组织袁牧之、盛家伦、顾梦鹤等7位电通公司合唱组成员进行演唱录制。一首伟大的歌曲就此从纸上音符一跃成为刻在唱盘上的音响，其传播之广恰如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所言，“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他像一位音乐卫士，在烽火中默默守护着一批爱国音乐家。任光曾力荐失业数月的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在他的掩护和安排下，聂耳、安娥等一批当时活跃的左翼音乐家、词作家常聚在一起探讨音乐创作。有时讨论到很晚了，聂耳还会在任光家留宿。任光比聂耳大12岁，聂耳尊称他为“我们的导师”，他们还一同组织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灌录了《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大众喜爱的民乐作品。任光也曾努力帮助回国投身抗战音乐创作的冼星海，他借冼星海创作录制的《战歌》《救国进行曲》唱片畅销之机，极力推荐冼星海进入百代唱片公司，缓解了冼星海的生活压力，使他能全身心投入抗战音乐创作。

日寇的侵略暴行刺痛着任光的心，激发了他的创作。任光的抗战音乐既有振聋发聩的抗争之歌，又有含蓄蕴藉的隐喻之作。他以笔名“前发”写下的《打回老家去》，旋律如战鼓轰鸣，歌词如钢刀出鞘，在新四军的行军路上激扬士气，在海外华侨中掀起救亡热潮，甚至被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回荡。他创作的描绘乌云与明月永恒追逐的《彩云追月》，看似是一首风格闲适的器乐曲，实则寄托着对未来的憧憬——纵然长夜如墨，终会云开月明。

任光创作的抗战歌曲展现出深刻的艺术自觉。他与安娥合写《歌曲小讨论》一文刊登在《电影画报》上。文中谈到音乐与歌词在歌曲创作中要绝对统一，要创作真正被大众接受的音乐。这是任光唯一的音乐文章，也是左翼音乐界较早的关于大众歌曲的文章。任光认为“音乐是大众的”，他尤为注重音乐的民间根基，重视在民间音乐形式中融入新的内容。聂耳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表达听完任光新作后的感受，“无论旋律、节拍还是和声都有特殊的味儿，既不是抄袭外国的，也不完全是中国味”。可以说，任光的抗战音乐创作是他的民族音乐积淀和西方音乐肌理在烽火年代熔炉中锻造的结晶。

1939年至1940年间，任光从重庆转赴新加坡，他一边在海外华人区开展抗战救亡歌咏运动，一边创作完成了他的唯一一部大型作品——五幕歌剧《台儿庄》，又名《洪波曲》。虽然这部作品没有上演，但却是中国新歌剧探索道路中的里程碑之作，也是中国抗战史上唯一一部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作品。

任光的电影音乐几乎占据他一生作品的一半，或描写当时的民众之艰辛、抒发民众之疾苦，或鼓舞民众奋起抗争、唤起民众渴望光明，用光影之声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这是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的同名主题曲，也是任光最有代表性的电影音乐作品，曾被作为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曲。《渔光曲》问世时取得了巨大成功，唱片发行后立刻被抢购一空。聂耳在发表于《申报》的《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说，《渔光曲》轰动的影响，“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

谈到《渔光曲》的创作，任光曾说为了创作好这部反映渔民生活的作品，自己和词作者安娥等人“劳苦跋涉地跑到渔民区”，“目击一下渔民的生活，听渔民生活的呼声”，他提出要“极力向最下层的地方观察”，用大众最熟悉的声音来作曲。为大众谱曲，谱大众之曲，这正是他电影音乐创作乃至音乐创作的法宝。

在他看来，音乐是电影的“第二台词”。他积极为当时的进步电影配乐，用音乐配合剧情的变化起伏进行动态处理，努力达到“音画共生”的效果。这种创作理念为中国电影音乐树立了标杆，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人”。

任光用他41年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何为对民族的热爱，何为对艺术的执着。任光的音乐告诉我们：当艺术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音乐便不再是转瞬即逝的旋律，而是融进民族血脉中的时代号角，镌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永恒丰碑。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