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和追求交流的语言相反，它玩弄交流，把交流变为一种无信息的意指，一种无目的的赌注。由此产生了一种与美丑毫无关系的美学快乐。那么时尚是某种交流的节日和过度的重复吗？

——波德里亚

根本上说，文学持续关注的是人的形象，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式与动机。

——斯坦纳

任何技术危机的实质都是人的价值危机。

——徐贲

作为一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AI产品，DeepSeek的广泛应用将此前在文学界已经过热的人工智能话题再次推向一个更具魔性的高潮，一时之间，文学场域中不断滋生出庞大数量的、重复性的学术活动和文学讨论——那种生机勃勃、生意盎然的景象让人“震颤”；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即插即用的话语模型，如果你正在为一场文学调研、学术讨论、论坛发言的主题犯难，或者不知道如何让自己的研究和活动显得更高端、更前沿，那只要冠以“人工智能”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作为一个科学和技术话语，人工智能与文学的对接和融合几乎看不到明显的专业壁垒和门槛，只要听几场所谓的人工智能专家的发言、讲座，或者在朋友圈看几篇相关话题的热文，我们似乎就能非常轻易地“掌握”这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和前沿走向，并在随后的讨论和写作中娴熟使用；对于更多的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的文学个体来说，搞清楚人工智能则更为简单，只要会使用ChatGPT、DeepSeek或者“豆包”等相关的应用软件，就可以为自己的“专业性”提供源源不断的依据和用以讨论、断言的各类“文本”。但是这些讨论最后到底澄清和解决什么样的文学问题，至今情况不明，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主要是那种在一切时尚行为中涌现过的“单纯”的、面孔雷同的“激情”。

在波德里亚看来，时尚是一种“常见的轻浮”，它“既可以被当成浅薄的游戏，也可以被当成最深刻的社会形式”，“时尚解除了符号的一切价值和一切情感，但它又重新成为一种激情——人为的激情。这是荒诞本身，是时尚符号的形式无用性，是系统的完美性，在这里什么也不再与真实交换。正是这种符号的任意性，以及它的绝对一致性、它与其他符号的整体相关性约束，在带来集体快乐的同时，也带来时尚的传染危害性。正是这种伤风败俗，这种轻浮，超越了理性与非理性，超越了美与丑，超越了有用与无用……。”［1］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人工智能的文学讨论中，追逐话语时尚的倾向至为明显，这在近些年关于新媒体、破圈、出圈、创意写作、青年写作、地方性等文学话题的讨论中早已有所显现，“轻浮”“无用性”“人为的激情”“任意性”“传染危害性”“重复性”“荒诞性”……逐渐成为文学公共讨论的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特质。这种论断并不是否定文学讨论和文学传播中那些“严肃”“深刻”的部分，而是有感于文学场域乃至人文社科领域里日益显著的那种追逐时尚话语的“轻浮”、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正如斯坦纳尖锐指出过的一种严重的文化症候和学术乱象，但我们始终没能直面并反省：“这个世纪从事人文领域研究的人都习惯于夸夸其谈，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在数学或大部分科学领域，吹牛皮是不可能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没法蒙混过关。”［2］这样的现象在文学的公共领域里更显严重，几乎任何一个写过一点东西的人就能称为作家、评论家，就能随意地评点作品、作家，甚至言之凿凿地界定文学经典、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现场的各类活动和事件中、不同的媒介和平台里，每天都生产着各种不负责任的“文学言论”——无论它们是“言语”还是“文本”……我们习焉不察、安之若素。这导致文学的话语体系既没有边界、规范，又极其脆弱，几乎毫无“防御”能力，任何一个新生的外部话语都能轻易进入文学话语内部，并且“翻江倒海”“予取予夺”，这至少暴露了当前的文学话语在两个方面的“匮乏”。

首先，当代文学缺乏韩炳哲所说的那种“深刻、专一的注意力”，他认为：“人类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都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但这种专注能力和深度注意力却“日益边缘化，让位于另一种注意力——超注意力（Hyperaufmerksamkeit）。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而“超注意力”也即韩炳哲所谓的“过度积极的主体”的“过度的积极性”——“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这固然是适应“现代晚期信息社会”需求的某种选择，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仍旧“代表了一种倒退”。我们的当代文学及其裹挟的各类主体，大都受制于这样的“过度的积极性”，它最大的症候或表征就是太忙碌、太热闹、太浮躁，讨论对象和流行话题不断更迭，知识的边界和范畴随意逾越、变化，整个文学的场域像是一个过于热闹的集市，根本容不下韩炳哲所说的“悠闲沉思”“悠闲冥想”，也就无法形成文学的“聚精会神”（Sammlung）——“由于缺少安宁，我们的文明将逐渐终结于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行动者，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如今大行其道，超越以往任何时代”。［3］作家、批评家们能少参加点活动，少写一点“应景的”文字，多一点思考和反省的时间，别总想着追逐时髦的话题和新颖的知识、那些舍本逐末的跨界和破圈，多想想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和专业属性，方能重新汇聚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深刻、专一的注意力”，也才能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里重塑文学的独特性和权威性、重建文学的尊严。

其次，当代文学终究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其严肃性关联着文学内部和外部的诸多重要价值和理念的建构与传播。但我们的现状却并非如此：“我们至今已经习惯了把文学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文学被看做寄身于一个次要的和没有竞争力的大学院系，即使被认为伟大、有价值、具有娱乐性、精彩卓越，也仍然被看做是远离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思想的事物。现代学术的分化——伴随着狭隘的文学价值的娱乐化……”［4］当代文学已经充分的大学化，虽然大学以外的机构和平台似乎构成了文学现场热闹、繁荣的表象，但其内里（包括专业人才、话语系统、知识生产等）深刻地受制于大学的价值观念，因此大学日益的功利化、行政化、浮躁化才会传导到文学场域，形成其现有的“文学价值娱乐化”的窘境。这种娱乐化一方面的确显著地呈现着娱乐界的那种浮华的仪式感、急切的功利性，以及文学的媒介传播、文学主体的自我塑造中突出的自我戏剧化、夸张的表演感（比如在人工智能讨论中那些颇具娱乐色彩的危机意识、末日想象和忧虑神情，以及无法掩饰的狂欢感）；另一方面则必须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阅读生活的衰微，而这种衰微悖谬性的以阅读生活的繁荣为表象——娱乐化和仪式化掏空了阅读的实质，使之同样成为一种时尚感很强的、不断堆积的文学“事件”。彼得·布鲁克斯在讨论“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的时候强调：“阅读实践本身，带着对语言的悉心和专注，追寻它的语境、意涵和不确定性，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行为。为了确保我们的阐释能够得到文本的语境（以及它的上下文）的支撑，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地使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在整体上受制于词典、历史视域以及文本。如此服从于超越了个人倾向的文化，本身即是一种训练。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T.S.艾略特所谓的一切伟大艺术都是非个人化的（impersonal）。”［5］这里同样也可以联系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于“历史意识”的强调——当我们在阅读和讨论文学的时候，必须携带着对于文学历史、智识和道德感的充分认知和尊重。但这在我们当前的阅读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就难以企及斯坦纳定义的理想阅读：“好的阅读要冒巨大的风险。它会使我们的身份、自我变得脆弱。”［6］而坏的阅读就像很多人在参与人工智能的讨论时表现的那样，几乎不动用必要的文学智识和道德意识就可以武断地下各种判断，从而让阅读主体显得随意、傲慢、无知。

综合看来，文学及其公共生活的所有的匮乏可能都应该归结为一种“人文素养”或“人文精神”的匮乏。这里有必要再次提及彼得·布鲁克斯在讨论“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时的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文学科的危机”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普遍遭遇危机的“最突出的表现”：“在这场‘危机’中，人文学科被形容为一种徘徊在世界上的僵尸，而这个世界应该生产技术专家和企业家。”［7］倘若这种“突出表现”也蔓延为中国高等教育危机的重要表象，那我们的文学公共领域中的“人文”匮乏将会更加严重。新世纪以来，文学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里重要议题的缺席者和思想文化界重要论争中的隐形人，这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大相径庭。20世纪90年代还有“人文精神论争”，还有重要的文化政治观念的争锋，现在不会发生这样的论争、讨论并不是“人文精神”已经回归，或者我们的文化达到了足够程度的成熟，而是相反，因为我们已经忘记这一切的重要性了，甚至是有意回避。失去人文素养的支撑和人文精神开辟的广阔空间，失去一个活跃的“思想界”，那文学就会失去力量和方向，而其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就会陷入“时尚”，遭遇阿伦特所谓的“公众领域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闲谈’的压倒性力量的侵袭”（或曰“日常世界中‘不可理解的琐屑’”［8］）——人工智能讨论中的多数言说就是这类“闲谈”或“琐屑”中的一种。当时尚话语的陈词滥调填满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就与真正需要面对的匮乏和无能隔绝了；人工智能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场域中范围最广的、最重要的一场大讨论，但却没有敞开和面对文学的本质性困境，也未能从这样的文学的危机性话语中真正地观照人的危机。

“在我们隐约感觉到衰落或至少是不确定的时代，追问一直是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一种尚存生机的生命的标志。”［9］而徐贲把技术的互联网（the technological intetnet）推进为人文的互联网（the humanistic internet），就是一项在“追问”的维度上展开的反思、反抗的思想行动，他通过在互联网研究中直面历史、政治、社会、心理、认知、道德、价值观等基本的人文命题，从而“重新思考人的思维、记忆、理解力、想象、审美、知识好奇、价值判断，尤其是人的自由意识和自主性（autonomy）”。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会在较早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今天人们对人工智能前景的忧虑也是一样，有人说人工智能最终会控制人类，有人说不会。其实这两拨人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来得重要。他们都害怕人类会因屈从于控制而失去自由，因愚昧无知而被残害、因意志衰退而被毁灭。他们害怕的其实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类可能遭遇的不自由和人道灾难。然而，就算没有人工智能，不是还有其他并无多少技术含量的力量在使人类不自由，并把人类带向灾难和毁灭吗？高科技并不是导致这种灾难和毁灭的直接原因。”“任何技术危机的实质都是人的价值危机。”［10］远在人工智能盛行之前，波斯曼就尖锐地指出了技术垄断将会导致“文化向技术投降”，与“娱乐至死”一样，导致人的更深刻的危机——人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遭遇到严峻的挑战。从文学的人工智能讨论就能清晰地感知，技术、媒介、信息，早已以“危机”的形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生态和功能，文学对新媒介和传播的狂热依赖已经将其深深地嵌入了后者制造的广泛而深刻的“危机”之中了：2019年4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名为《减少互联网是唯一的答案》（The Only Answer Is Less Internet），是当时西方主流媒体集中攻击互联网的一个缩影；2020年，中国的自媒体出现了一篇题为《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的热文，以“至暗时刻”开篇，直指互联网的各种“原罪”；2025年，资深媒体人连清川“耸人听闻”地断言《新媒体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段弯路》，借此，学者孙立平指出“我们需要进行信息节食”“比信息茧房可怕的是意义茧房”……而这一切业已构成了文学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在当下的基本的技术背景和话语症候。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场互联网、新媒介和技术的危机、根源和症结并不陌生，而是“其来有自”；它们制造的问题也并不是“新”的问题，而是“旧”问题的循环、变形和深化。比如人工智能对于文学的替代性，我们往往自信于文学的创造性或人的灵魂不可替代，而往往忽视了一个涉及公共领域的显豁的悖论：我们当代文学最低劣、最平庸、最顽固的那部分内容或机制，在较长一个时间段内仍旧不会被替代；我们最近一直在断言那些已经被人工智能超越或替代的“三流作品”、“劣作”，仍旧会继续发表、得奖、收获评论家们的赞美。这就是文学的危机，也是人的危机，更是我们的公共生活的危机，继续无视这种“危机”中“人文”的缺位，势必会堕入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描述的“危机”的最坏后果：“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同归于尽的。”［11］作家、批评家如果放弃公共领域、公共生活中“人文”的坚持，只是一味地追逐和“贩卖”时尚的话语，远离必要的宏大叙事和基于“问题”意识之上的反抗、争论，那我们终将会在“麻醉”中成为这个时代的“末人”，也即“最后之人”。鉴于此，学者刘大先曾提出在“数字精神政治”的时代探寻“新的人文方式”的可能性［12］，但他的相关阐释有意为之地过于“面向未来”，充满了学术话语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更像是一个层进式的、复杂的人文愿景，而没有向公共空间中的“自明之物”充分敞开，因此，“新人文”尚任重道远，但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并为之努力。

*本文系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文学之都”南京的当代构筑、人才培养与国际推广》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1QNYC051；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注释

［1］［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136-137页。

［2］［美］乔治·斯坦纳［法］洛尔·阿德勒：《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秦三澍、王子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3］［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3、21、26页。

［4］［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5］［美］彼得·布鲁克斯、希拉里·杰维特：《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余婉卉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6］［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7］［美］彼得·布鲁克斯、希拉里·杰维特：《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余婉卉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

［8］［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9］［法］于丽娅·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前言》，黄晞耘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0］徐贲：《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24页。

［11］“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同归于尽的。”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2页。

［12］“……文学确实死了；但它的既有呈现形态与批评研究方式的瓦解，也预示了新的人文方式的可能性——它打破现有的真理体制（它由“资本平台-科技与媒体-精神政治”的三位一体构成），从经验与表述的层面开启别样的选择——这个选择并不是无所用心地指向‘奇点’（singularity）的到来，人的主体性的弥散（当然，启蒙运动人本主义以来的“人”确乎陷入危殆之中），或者历史的终结（取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资本科技联合体），而是以直观、情感与体验的方式整合性地、含混性地想象与思考‘不可思议之事’。”刘大先：《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7-28页。